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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棋书画文史哲博客

噍类大地主人身。实事求是即修行。享尽天年成道德。自然规律是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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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拈花一笑:从禅宗道场到公家官司的寺院变迁(文陆波)  

2017-06-06 09:41:52|  分类: 民族文化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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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前朝残寺,十几年来惹得两家公家大单位交涉争夺,拉锯扯锯,最终还是拿钱说事了结:由北京市政府下属文物宗教管理部门从教育部下属人民大学手中收回。这座残寺便是位于京城鼓楼大街大石桥胡同61号的拈花寺。眼下的它,距离人毁岁灭近乎一步之遥,山墙大殿岌岌可危。在获得出资后它将重整修葺,交付僧团,再续佛门香火,承延数百年来法相梵音,重现晨钟暮鼓之鸣,在鼓楼大街热闹市井,添上一块清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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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拈花寺的钟楼

我是在后海广化寺知道鼓楼拈花寺的。三年前的秋冬之际,我因某种因缘经常出入广化寺。那时候曾有一个场景令我难忘。无风且太阳温暖普照着的中午,在院子里会看到亲莲老法师坐在轮椅上晒太阳,她已经穿上了比较厚实的衣服。她的眼神淡静并无百岁沧桑,那是把时光与当下都留给了过去的眼睛。如果与她对视,她那包含笑意不错眼珠地瞅着你,有人过去问候,便嘴唇翕动一下,我猜她回的是“阿弥陀佛”。

阳光里,变黄的楸树叶开始飘落,有“喵菩萨”(寺院里的猫咪)摇摆着从她脚边走过,慵懒而目中无人。寺里的猫都是从容不迫不避人的,活在自己的体系里。她黄色的僧服,沐浴在金黄色的光线里一团祥和。这位老菩萨一生只念佛号,行净土拜佛礼忏,信念坚定。

我平生与文化人接触偏多,每见到她我会反思另一件奇特的事,读书也会害人的,书可不一定全是好的,读了无益之书反而被填塞了各种障碍,各种怀疑演变“我执”,这个不忿那个不满,烦恼多多。最可怕的是有一种逻辑认为读书=知识=智慧,完全是误导。见到她总是动摇我对“聪明”、“智慧”这些概念的内涵认识。她的脸上,你看不到那种寻常的沧桑、恨意、孤寂甚至忧伤。她只是平和而新奇地盯着你看,在四目交汇时她的笑意会牵一下你的内心,从内心深处带出柔软的笑,或者说,是松弛、无忧,简单而明澈的心语。

亲莲老法师便是从拈花寺来的。她自上世纪30年代至建国初期,一直在拈花寺恪守清修。我见到她时她已经超过100岁了。无论金色阳光怎样笼罩着那一团祥和瑞气,但那也只是宁静的表象,老干虬枝,在已不属于她的时代默默观照。我知道,此生彼灭,缘起缘落,没有一分钟可以静止恒常,老菩萨正蹒跚在登莲往西的道路上。

亲莲老法师是4岁出家的。最初她生着大病,眼睛已经不能睁开,在过去年代,生死有命似乎就是自然法则不可违拗。亲莲的奶奶在一旁向菩萨许愿:“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孩子我们不要了,带走她吧。如果菩萨给她一条命就让她跟菩萨去吧。”亲莲老法师回忆,家人后来说她听到此言竟然睁开了眼睛。

后来她果真奇迹似得从病魔中挣脱,就顺其自然地以四岁稚龄出家宣武门的三教寺。三教寺是一间集儒、释、道于一体的寺院,据亲莲师说,当时寺院第一重殿是雷公殿,供奉道教的神像,主殿供奉的是释迦牟尼佛,两边的配殿供奉的是儒家圣贤,是典型的儒释道三结合。虽然四岁出家,但亲莲自认为就是佛门中人,更亲近释迦摩尼佛。师爷看自己年龄小,经常让家里人带回去看看,但到家后无论家里人如何宠爱,亲莲却总是闹着回寺院,认为这才是自己的家。

1932年,年轻的亲莲到位于北京鼓楼大街西侧大石桥胡同拈花寺受戒,在泉朗老和尚处正式圆具。泉朗和尚是当时京城著名僧人,但守着的却也是一间清净寺院,带领僧人生活清苦,倒也并没有芜杂纷扰,大家一心念佛。亲莲说那时平日只吃窝头,初一十五或过节才能吃一次馒头。她受戒的时候恰巧有吴佩孚成为拈花寺戒场的大功德主,每顿斋饭能吃上馒头,这便很好了。有从偏远地区来受戒的人,一顿能喝八碗小米粥。30年代初,兵败北伐军的吴佩孚回到北平,受到张学良的优待,他就以种花、养鸟、著作、研究佛法安度晚年。曾经的军阀吴佩孚成了京城闲人,开始礼佛敬僧,主要供养的寺院就是拈花寺。

民国时期有关拈花寺的资料不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整个30年代,它的最大功德主是北洋军阀吴佩孚。亲莲老尼师回忆印证如此。军阀的事情权且不论,后人还是对吴佩孚在日本人占领北平期间所表现的爱国风骨给与肯定的。吴佩孚1939年过世,其移灵送殡轰动整个北平城,从东四什锦花胡同吴公馆至鼓楼大街大石桥胡同拈花寺,灵车几乎走了整整一天。当时的京城百姓自发地沿街道聚集,人潮如海。殡队途中数次路祭,不断停留。当时报纸称,送殡吴佩孚是北平自民国建国后罕见盛举。

拈花寺往东有一片归属寺院的菜地,这里兴建了武圣祠,吴佩孚的灵柩便供奉于此。这块拈花寺的菜园后来改建为大石桥小学,现在的位置为大石桥胡同10号院,是一个小规模的单位院落,距离拈花寺不到300米。吴佩孚灵柩在此停厝达七年之久。这么长时间的拖延是因为抗日战争直到1945年结束,所谓“国葬”无法进行。至1946年,国民党政府对吴佩孚坚守民族气节给与高度评价,下褒奖令并实行国葬,蒋介石赠“正气长存”匾额。拈花寺僧人为他暂厝守灵七年,才得以安葬吴家在玉泉山西麓西红门村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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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墓地,在玉泉山西的一片菜地里

过去寺庙“暂厝”是一项经营业务,针对由于某种原因暂时不能下葬的亡人,将其停灵在寺院,称“暂厝”。一个原因是请僧人念经超度,代为保管,另一个原因是要等待合适的机缘发送(如等待至亲亲属或者发送原籍等)。寺院负责发送前的这段时间灵柩管理,并按照保管天数收取费用作为寺院收入。吴佩孚灵柩一放七年,是基于他生前对拈花寺的供养与寺院结下的深厚渊源。

拈花寺这个名称是一个寓意深奥的佛寺名称,是由清雍正帝赐额,取自佛教禅宗“拈花一笑”之典故。它说的是彻悟之事,一是指对禅理有了透彻的理解,二是指彼此默契、心神领会、心意相通、心心相印。“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音she)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注1]

雍正皇帝取“拈花”二字可能是出于学佛途中的困惑,祈望能有顿悟之时,向往能有“拈花一笑”这般高层级的境界。在京城,雍正赐额的寺院还有觉生寺,即今天收集了大量铜钟的大钟寺,雍正帝有云“以无觉之觉,觉不生之生,所谓觉生也”。[注2]从这两个赐额似乎可以看出雍正皇帝的顿悟渴念。

话说拈花寺原本为一间明朝寺院,最初的名字叫“千佛寺”。根据寺内原有两通石碑得知,是明万历辛巳年(1581年)御马太监杨守鲁为从庐山而来的西蜀僧人徧融兴建。根据《日下旧闻考》引用的《燕都游览志》提及的碑文资料[注3]得知:徧融从庐山来京师云游,经御马太监杨守鲁推荐给当时的司礼监,即万历皇帝的“大伴”冯保。冯保上报万历的母亲李太后,在京城优良地段买地建寺,迎请徧融主佛事。李太后以好佛著称,捐助了一大笔金钱,连潞王公主(李太后是她们亲奶奶)也随喜出资。形容当时建好的佛像是“铸毘卢世尊,莲花宝座千佛旋绕四向,若朝者然。铸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复塑伽蓝、天王等像”。“工始于万历庚辰,浃岁而告成。辛巳秋七月既望”,“万历庚辰”是万历八年(1580年),也就是开工一年后于万历九年(1581年)阴历七月建成。正因为佛座周围的千朵莲花上有千佛旋绕这一特色,故名千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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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千佛寺后来成了厂房和酒吧

关于“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铜像”,在乾隆中期它们还在寺内。到底是谁铸像?纳兰性德在《渌水亭杂记》里对《帝京景物略》提出的“朝鲜国王所贡”提出不同意见。清人纳兰性德与《帝京景物略》的作者,明朝崇祯时期人刘侗、于奕正生活年代相差不超过几十年,按照纳兰性德的观点,应以当时拈花寺里的明万历碑记载为准,即杨守鲁建寺铸像,而刘侗等从哪里听说是朝鲜国国王进贡佛像并无记载。可见,清康熙年间纳兰性德是亲自去过拈花寺,且记录了碑文内容,而之前的刘侗等人未必亲自考察。

明末四大高僧中的两位——紫柏真可、憨山德清都曾在云游北京时期参礼徧融老和尚,但那是1581年之前的事,千佛寺还没建好,徧融和尚住锡法通寺。其中紫柏法师还通过《祭法通寺徧融老师文》回忆、祭奠徧融和尚。他在徧融和尚坐下学习经教,获得遍融和尚启迪匪浅,大约三年左右。而憨山法师于1571年在26岁时游历北京亦参礼徧融、笑岩(德宝)二巨匠,请示禅要。这些均说明徧融和尚是当时德高望重的禅宗僧人。万历九年(1581年)大石桥胡同的千佛寺建好,迎请徧融和尚住持,加之有万历皇帝母亲李太后的支持,当朝高僧大德威名,千佛寺自然成为当时京城知名寺院,有相当地位。

《帝京景物略》卷一记述千佛寺:“孝定皇太后建千佛寺于万历九年。殿供毗卢舍那佛,座绕千莲,莲生千佛,分面合依,金光千朵。时朝鲜国王送到尊天二十四身,阿罗汉一十八身,诏供寺中。……时西蜀遍融和尚,以诬受讯,讯次,师称华严佛号一声,刑具断裂,飞掷屋端。讯者惊沮,诬乃得白。乃延请住寺,法席大振。寺在德胜门北八步口。寺南一里,有小千佛寺焉。”[注4]这里前面描述的千佛寺景象,除朝鲜国王进贡之事无考,其他是符合事实的,但后面神话徧融和尚而“佛号一声,刑具断裂,飞掷屋端”,则是一段比较神玄的传说了。

《帝京景物略》提及的小千佛寺,即是今天的钟楼后豆腐池胡同宏恩观前身。这座道观是清光绪太监刘多生大善人所修,原系元朝寺院千佛寺,为了和明朝万历修建的千佛寺区别,一直延续至刘多生改道观前称“小千佛寺”。紫柏真可《全集·祭法通寺徧融老师文》云:洎万历元年(1573年),北游燕京。谒暹法师于张家湾,谒礼法师于千佛寺,又访宝讲主于西方庵,末后参徧老于法通寺。[注5]也就是说这里1573年的千佛寺,后来改称小千佛寺的,而万历千佛寺那时还不存在。紫柏真可去的是小千佛寺,而参礼徧融和尚是在法通寺。

今天,由小千佛寺改作的宏恩观,命运与拈花寺相似,建国后改作厂房,后来又变成菜市场。前两年我从那里经过,见到一个茫然的外国人坐在观门外的台阶上,身后的山门上还可见漂亮的石刻雕花,可惜那里面便是嘈杂的菜市场。近来,不知什么缘故,宏恩观的山门外观粉刷了一下,靠西的部分改建出极为现代的建筑,由一家公司使用。再继续沿豆腐池胡同往东走也就几十米的样子,路北,便是毛泽东岳父杨昌济的故居(1918—1920年期间)。1918年秋天,第一次走出湖南省的青年毛泽东曾暂住杨宅,但因去法国勤工俭学之事未果,经杨昌济介绍他便在当时沙滩的北大图书馆当图书馆管理员。近百年来,鼓楼一带变化不大,只是寺庙变破旧,胡同更拥塞,青年毛泽东应该多次经过的、过目的这些景物,在是还在,只是与时间俱老的百年胡同,唯有人,在一茬茬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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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小千佛寺,后来的宏恩观山门

至清雍正年,千佛寺已有一百六十年历史,呈颓败面貌,“琳宫颓敝,钟鼓寂寥”[注6]。于是在雍正十一年雍正下令重修,赐名“拈花寺”,殿外门额为:“觉岸慈航”,为雍正皇帝御书。殿内门额为:“普明宗镜”,同样为雍正亲笔。但现在这两幅门额应该不知去向。雍正皇帝为拈花寺亲自题写碑文,今天石碑情况不明,不知是藏在寺内还是有关文物部门保管他处。

从《日下旧闻考》中记录的碑文内容得知,雍正皇帝为起名拈花寺的确是费了些心思的:

最初,他从联想到世祖章皇帝(即顺治帝)重视佛教开始,那时候“龙象受知最深者”,即佛法精熟而有成就者为玉林通琇禅师(清初禅宗大师,奉为“国师”),皇室还曾请其弟子茆溪森在京城主席道场,宣扬道法(雍正皇帝没有直说这位茆溪森和尚就是要给顺治帝剃度出家,差点被他本师玉林通琇烧死的那一位)。雍正自己阅读两位高僧语录,感叹“高风卓识,超冠丛林”,便对两位“追封赐祭”,认为这也符合先帝的遗愿。

随后,他笔锋急转,说现在佛寺很多,念佛者也不少,但禅宗却日渐式微,寻找有正知正见的宗门僧人做表率倡导非常重要,因为这个缘故,选择了在京城西北隅已凋敝的明朝佛寺——千佛寺重新修葺一新,请玉林国师的继承者名超善的法师,任命其为方丈。题寺额为“拈花”。

接着,雍正在碑文中再次解释“拈花一笑”的典故,并以此高调赞美禅宗,写下了一段颇有激情和文采的文字:“灵山一会,俨然未散,发陁优钵,遍满环区。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人民六畜,城郭寺廛,有情无情,即色非色,处处是拈花道场法会,刻刻是拈花时节因缘,物物是如来手中之花,尘尘刹刹有调御丈夫人天师宛尔拈出。”

并称参悟之重要:“则参须真参,悟须实悟,三藏十二分千七百则公案,不出此二字。字中有大海潮音,噌吰匒匌震诸人耳根;字中有大摩尼珠,晃朗照耀,夺诸人眼识。盖执指忘月,便是二铁围山;见月忘指,便是曹溪一滴也。”[注6]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玉林通琇这一脉禅宗承袭寄予厚望,希望僧人真参实悟,引领众生砥砺修行,彻悟法空。

可以看出,拈花寺从明清传承来说更偏重为一禅宗修行道场,由皇室敕建支持,距离皇城近在咫尺,地位显赫。和它位置接近的,今天后海北沿鸦儿胡同的广化寺作为净土道场,在明清时期地位远不及它,没有皇室直接的襄助,只有一通崇祯皇帝表彰某太监的碑石立于其中,与上述拈花寺的李太后出资,雍正帝敕令重建及亲撰碑文比起来,几乎不在一个层次上。但今天的广化寺已是京城著名寺院,道场恢弘,信众云集。而反观拈花寺则是往事不堪回首,殿宇颓废,挣扎于一片破败残垣中。

一俟建国,拈花寺僧人即遭遣散、还俗,1949年即由人民大学接手拈花寺,人民大学的附属中学还一度在这里开办,难以想象,今天名震天下的“人大附中”竟是在拈花寺创办的。后转而开建了一间印刷厂,大殿改厂房,配殿改工作间,一干就是五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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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驻扎文物古迹里的单位有维护保护文物的责任,但所谓“维护”“保护”就是没有全部拆掉而已,估计是没有拆掉重建的资金。西配殿还是被2009年的一把火烧掉,并坍塌了几间房子,所幸没有人员事故。

其他殿宇房舍破败凌乱,残墙破屋岌岌可危。不仅印刷厂占着庙堂,印刷厂还对外出租房屋,让其他经营户进来生产经营,还发展到住进十几二十户人家,生产生活,把拈花寺挤得满满当当,热热腾腾,炊烟袅袅,安全火患危机四伏。

2002年起,有关文物管理部门及宗教事务管理部门与人大印刷厂就退出拈花寺,将其移交佛教单位之事展开交涉。而拈花寺也早被立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甚至其产权在80年代就已过户给佛教协会。进入90年代,人大印刷厂已经结束生产经营,但因为是校办企业,经年累月有不少职工需要支付工资,养老看病,印刷厂便将拈花寺房屋出租商户经营及住家居住,以此出租收益补充校办印刷厂的资金缺口。

十几年来,政府部门一直和教育部下属的人民大学就腾退拈花寺问题反复交涉,政府这边一会儿请求法院强制执行,令人大印刷厂拆除非文物建筑、消除安全隐患、修缮文物。一会儿就是三番五次到寺里安检隐患,让占据者也是神经紧张,消停不得。

在舆论一边倒指责一座应率文明表范的著名大学对文物的漠视甚至糟蹋的情况下,人民大学的新闻发言人则出面澄清抱屈,称当年人民大学并非“占用”而是政府划拨得来的拈花寺,而客观上,正是划拨给印刷厂还保护了寺院免遭各种破坏,如文革的打砸抢等。其实,公道地说,人大的确是用印刷厂保全了一座明清大寺,保全得好不好另当别论。但比起那些被拆散被铲平的成千上万的庙宇殿堂,正是印刷厂几十年的占据使用,保全了这块地盘没被私搭乱建的民居挤占蚕食,今日拈花寺虽然残破,但也还略有风骨风姿,人大印刷厂还是有它的功德。

2015年春,两家公家单位终于达成双赢,人大印刷厂以5000万的代价腾退出拈花寺,将其交付北京市佛教协会,这也让各方面长舒一口气。虽然腾退拆迁款从起初谈判的3000万涨价到5000万,但这个价码也就是京城两套豪宅的价码,还不是顶级豪宅。而拈花寺所在地是二环之内鼓楼大街西侧,绝对的一等一的黄金地段,繁华市井。人大印刷厂交出拈花寺遗址,佛教协会将筹资重建佛寺并请僧人入住,将恢复成为原本的宗教场所。

拈花寺的文物,譬如碑石、门额牌匾、佛像雕塑,今天已不知流落何方,但好在有文献对其曾有景象、物件详实记录,可以在复建之时有所参考裨益,从而续上这一明清古寺的前生往事。

拈花寺的历史起起落落,总是梗塞维艰,踉跄跌进21世纪多少看到一些修复的曙光。其实,建筑本身只是土木钢筋的堆积组合而已,至多以残垣断壁承载岁月记忆,但寺院通过传递普及于人间的佛法真谛,则使其成为某种宗教精神具象化的载体。我经常愿意把古寺比喻为古之智者,因为它也曾经那么有血有肉,史留芳名,历经百千年风雨洗练,传说故事演绎不断,起起灭灭,被人遗忘也被人怀念。

如果这智者寺院有朝一日能满血复活,穿越古今,带着前世记忆与教训,是不是也就是传说中浴火重生的凤凰,以美好与智慧重现人间?人与物,有情与无情,破茧新生也好,固守旧貌也好,彼此如此依存,都是跟着时间向前走着。所谓“进化”,不就是指历经沧海能让我们一代代的人类变得更智慧更文明,尽量远离自毁或毁他的愚蠢念头,踏上理性之路抵达智慧之海?但愿这是人类文明仍然具有的焕发积极而光明一面的能力。

【注释】

注1:(宋)释普济《五灯会元·七佛·释迦牟尼佛》卷一。

注2:据雍正十二年(1734)所立《敕建觉生寺碑文》记载,《日下旧闻考》,第164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注3:《日下旧闻考》,第87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注4:《帝京景物略》,第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注5:《紫柏大师全集》卷十四,第44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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