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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杨世文:宋儒“《冬官》不亡”说平议  

2017-05-20 11:57:37|  分类: 人生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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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杨世文:宋儒“《冬官》不亡”说平议 - 主族天奴 - 琴棋书画文史哲博客

 论文摘要:《周礼》原缺《冬官》,后人以《考工记》补之,宋以前几无异辞。到南宋时,出现所谓“冬官不亡说”。此说滥觞于胡宏、程大昌,经过俞庭椿、王与之等人的推衍、论证,影响所及,元、明皆有人信从,于是《周官》之学产生了“补亡”一派。其实,他们的观点大多站不住脚。首先,他们以后世“官专其职”的制度去衡量周官,难免走入误区。其次,他们以《古文尚书》中的《周官》去衡量《周礼》,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再次,《周礼》六官是否就是三百六十个官职,六官是否平均六十人,其实也难以确定。因此,他们的判断大多出于臆测,恢复《周礼》古本的努力最终落得“窜乱圣经”之讥,实属必然。

    清儒赵翼说:“《周礼》缺《冬官》一篇,刘歆以《考工记》补之,汉唐以来无异说”[1]。其实赵翼的话并不准确。关于《考工记》成于何时,以及谁将《考工记》补入《周礼》,汉唐以来有多种说法,并非“无异说”。陆德明说:“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时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之”[2]。《隋书·经籍志》同。据此,则购经、补记,乃河间献王事。而贾公彦引马融序则说:“刘向子歆,校理秘书,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3]。据此,则似《考工记》为刘歆所补。《太平御览》说:“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周书》,阙《冬官》。汉武购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记》备其数”[4]。《礼记·礼器》孔疏又引一说:“文帝得《周官》,不见《冬官》,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则又主张文帝时博士作《考工记》。《周礼·太宰》贾疏又说司空之属“六国时亡,其时以《考工记》代之。”详其文义,则似战国时已补。然此说晚出,不知何据。

    以上诸说,矛盾互出,涉及《考工记》补入的时代问题,主要有六国说、河间献王说、鲁共王说、汉文帝说、汉武帝说、刘歆说这样几种。至于《考工记》的作者年代,或以为汉人作,或以为先秦古书。宋儒王应麟辨之说:“《考工记》或以为先秦书,而《礼记正义》云孝文时求得《周官》,不见《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记》补之。马融云孝武开献书之路,《周官》出于山岩屋壁。《汉书》谓河间献王得之,非孝文时也。《序録》云李氏上五篇,失《事官》一篇,取《考工记》补之。《六艺论》云壁中得六篇,误矣。齐文惠太子镇雍州,有盗发楚王冢,获竹简书,青丝编简,广数分,长二尺。有得十余简以示王僧虔,僧虔曰是科斗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也。汉时科斗书已废,则记非博士所作也”[5]。王氏之辨证据颇有说服力。四库馆臣认为既非周公旧典,也非后人伪造,应是秦以前之书。清儒江永说:“《考工记》东周后齐人所作也。其言秦无庐,郑之刀,厉王封其子友始有郑,东迁后以西周故地与秦,始有秦,故知为东周时书。其言橘踰淮而北为枳,鸜鹆不踰济,貉踰汶则死,皆齐鲁间水,而终古戚速椑茭之类,郑注皆以为齐人语,故知齐人所作也。盖齐鲁间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辞者为之”[6]。从语言特征、制度名物上看,应是东周齐鲁人的著作。这个结论经现代学者的深入研究,基本上可以立住脚[7]

【转载】杨世文:宋儒“《冬官》不亡”说平议 - 主族天奴 - 琴棋书画文史哲博客
 

 

    《周礼》原缺《冬官》,后人以《考工记》补之,宋代以前几无异辞。到南宋时,出现所谓“冬官不亡”说,影响所及,元、明皆有人信从,《周官》之学遂出现了“补亡”一派。赵翼说:“宋淳熙间,临川俞廷椿始创论,以为冬官之属初未尝缺,其官皆杂出于五官之中,乃作《复古司空》一篇,朱子亟称之。永嘉王次点益引申其说,作《周官补遗》,亦为真西山所赏。元人吴草庐(澄)、丘吉甫(葵)又因之,各有撰述。然其间亦各有不同者。今王氏《周官补遗》已不传,草庐所编则据《尚书》司空掌邦土,谓冬官不应杂在地官司徒掌邦教之内,遂取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其他亦末尝分割。惟俞氏、丘氏则益加割裂”[8]

    所谓《冬官》未尝缺,是宋代《周礼》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一般认为这一观点起源于俞庭椿,如赵翼、王鸣盛皆持此论[9]。其实,在俞庭椿之前,胡宏、程大昌已提出《冬官》未尝阙的观点。胡宏《皇王大纪·极论周礼》说:“《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者也。世传《周礼》阙《冬官》,愚考其书而质其事,则《冬官》未尝阙也,乃刘歆颠迷,妄以《冬官》事属之《地官》,其大纲已失乱,如是又可信以为经,与《易》、《诗》、《书》、《春秋》配乎?”胡宏是坚决反《周礼》的学者,他认为《冬官》一篇并没有缺失,而是刘歆将《冬官》之事篡入了地官,证据就是《周礼》地官中很多职掌属于冬官,胡宏认为这是误将冬官混入了地官。

    胡宏之后,程大昌又通过统计《周礼》设官之数,得出《冬官》杂入五官之中的结论。王应麟《困学纪闻》引其说曰:“程泰之云五官各有羡数,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盖断简失次,取羡数凡百工之事归之冬官,其数乃周”[10]。程氏的论述不得而知,大体上他的观点应该是:《周官》三百六十,平均每官约六十,而天、地、春、夏、秋五官都超过六十之数,而五官总数已将近三百六十,因此可以推论出《周礼》是完整的,《冬官》之属杂入五官之中了。

    俞庭椿作《周礼复古编》,基本上沿袭了胡宏、程大昌等人的说法,只不过论证更详细:“夫书得于煨烬之余,独五官具而司空篇无一官存者,固已无是理,又况五官之属各有羡者,是何故也?由其亡与羡参稽之,又详考其义,证之于经,庶乎圣经之旧可得而复见矣。”他认为所谓“冬官亡佚说”至少有两点不合情理:其一,《周礼》六官之中,五官具存,冬官却亡佚无余,不合情理;其二,周官三百六十,六官应当整齐,今本《周礼》冬官全无,而其它五官又多出不少,这也不合情理。因此,他认为冬官其实并没有亡佚。

    既然《周官》无缺,为什么冬官又杂入其他五官之中?俞廷椿认为六经遭遇秦火之厄,幸而汉儒口传追记保存下来一部分,但已非原书旧貌,如《诗》失其六,《书》逸亡过半,《周礼》也被窜乱,“今六官大抵皆紊乱统纪,非先秦之旧。”由于流传过程中的问题,《周礼》“传讹”之处甚多。他举例说:

    “若制国用,冢宰之职也,而后世杂之司徒。度地居民,兴事任力,司空之事也,而后世杂之司徒。此盖明白易见,可以考证者,习其读而安之,亦以其传讹之久故也。司徒氏掌教者也,而财赋则兼之,土地之事则隶之,无亦以其为地官,故凡土地之事悉以属焉,而财货出于土地者也,亦从而属之,名与事违,官与职戾。书得于传流之久,事习于讹舛之余,习者不察,而事益以乖。国用制于冢宰,邦土掌于司空,皆有明证不诬,而后世实淆乱其制。甚矣!传讹之移人也!质之以经,将有所是正焉。官正,而司空之篇可得而复,其所谓丘夷而渊实者耶?”

    冢宰之职、司空之事都与司徒之职混杂,司空掌教,却又兼财赋。这些都是“名与事违,官与职戾”的例证。《周礼》虽是完书,但官守职掌混淆不清,其原因就是《冬官》并没缺失,而被杂入了五官之中。后人对此不察,以讹传讹,以为《冬官》真的缺失了。他说:“《司空》之篇为逸书,汉人以《考工记》附益之,相传之久,习以为然,虽有钜儒硕学,不复致思研虑。后世遂以考工之事为六官之一,司空所掌,日渐讹误,并与其官废。盖尝紬绎是书,伏而读之,《司空》之篇实未尝尽亡也。”俞氏之所以这样认为,其根据就是《周礼》天、地、春、夏、秋五官下的设官分职,与《尚书·周官》、《礼记·王制》不尽相合,如果稍加调整,就可以解决矛盾,并恢复《冬官》。他说:

    “独《周礼》司空之篇有可得言者。反复之经,质之于《书》,验之于《王制》,皆有可以足正者。而《司空》之篇实杂出五官之属,且因司空之复,而五官之伪误亦遂可以类考”[11]

    由于《周礼》遭后人窜乱,《冬官》散入五官之内,并没损毁,把这些散入五官中的内容抽取出来,别为一卷,不仅可以补《冬官》之缺,还可以纠正五官的伪误。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他对“五官之属”加以调整归并,重新编订《周礼》,认为这才是《周礼》古貌。俞氏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重编方案:

    天官之属:原有六十三官,俞氏将兽人、?人、鳖人、兽医、司裘、染人、追师、屦人、掌皮、典丝、典枲共十一官调整入冬官。

    地官之属七十八,俞氏将鼓人、舞师二官调入春官,封人、载师、闾师、县师、均人、遂人、遂师、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训、山虞、林衡、川衡、泽虞、卝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囿人、场人共二十三职调入冬官。

    春官之属七十,俞氏将天府、世妇、内宗、外宗、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共九职调入天官。典瑞、典同、巾车、司常、冢人、墓大夫六职调入冬官。

    夏官之属六十九,俞氏将弁师、司弓矢、稾人、职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师、川师、邍师九职调入冬官。

    秋官之属六十六,俞氏将大行人、小行人、司仪、行夫、掌客、掌讶、掌交、环人八职调入春官。

    经过调整,天官之属得六十一,地官之属得五十三,春官之属得六十五,夏官之属得六十,秋官之属得五十八,冬官之属得四十九。此外,俞氏还认为冬官大司空、小司空之职也没有亡,而杂于他官,于是又取大司徒、小司徒、大司马之职中的一部分归入。

    俞庭椿虽不是第一个提出《冬官》不亡的人,但他第一个提出了恢复《冬官》的方案,影响很大。四库馆臣说:“复古之说,始于庭椿,厥后邱葵、吴澄皆袭其谬,说《周礼》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分门别户,辗转蔓延,其弊至明末而未已”[12]。俞庭椿后数十年,有乐清人王与之(字次点)著《周礼订义》八十卷,“所采旧说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仅杜子春、郑兴、郑众、郑玄、崔灵恩、贾公彦六家,其余四十五家则皆宋人,凡文集、语录,无不搜采。盖以当代诸儒为主,古义特附存而已”[13]。此书非常受时人重视,当时名儒真德秀、赵汝腾都曾为之作序,极力称赞。

    王与之解经以义理为本,典制为末,体现了宋学的特点。特别是他注《考工记》,据《古文尚书·周官》司空一职,得出了《冬官》不亡的结论。他说:

    “愚按汉儒谓《冬官》亡,补以《考工记》。司空果亡乎?以《周官》司空之掌考之,司空未可以为亡也。夫《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凡经言田莱、沟洫、都邑、涂巷者,非邦土而何?农工商贾市井里室庐者,非居民而何?桑麻谷粟之所出,山泽林麓之所生,非地而何?及考小宰言六官设属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属六十有三,教官之属七十有九,礼官之属七十有一,政官之属六十有六。意者秦火之余,简编脱落,司空之属错杂五官之中,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记补之,其实司空一官未尝亡也”[14]

    王与之提出了两点理由:其一,从职能来看,《古文尚书·周官》所讲的司空的职责是“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这些职掌在《周礼》中都有。其二,从设官分职人数来看,六官属员应各为六十,现存五官属员皆超过此书,多者七十有九,少者亦六十有三。原因就是在秦火之余,简编脱落,司空之属错杂于五官之中。故司空(冬官)不曾亡。他实际上继承了胡宏、程大昌、俞廷椿等人的观点。据宋末元初人丘葵《周礼补亡序》称嘉熙间东嘉王次点作《周官补遗》,由是《周礼》之六官始得为全书。则王与之也曾补《冬官》。但《周官补遗》今不存,其详细情况不得而知。

    继俞庭椿、王与之之后,丘葵又进一步论证了《冬官》不亡说。他提出三点前人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首先,丘葵认为,《周官》之职属虽有三百六十,却不一定实有这么多官员。每官掌管一种事务,如果没有这一事务,就不一定设这一官,待有此事时可以临时用他官兼任,先王不会以奉禄养无用之官,等到有事时再用。就是说,三百六十职官数不是固定不变的。其次,《周官》三百六十职官是一个概数,不必都是六十。现在五官皆超过六十,而《冬官》却全无。这应该是司空之属杂入五官之中了。不然,同遭秦火,怎么会《冬官》全无,而五官还多出来了呢?其三,五官系统中的官员,有些职掌混乱不清,如司空掌邦土,但司徒系统中也有任土地之职。又如职方氏、山师、川师等归之司马,大小行人归入春官,皆为不类[15]。总之,《冬官》不亡,错杂于五官中,应对《周礼》重加删补修订。于是丘葵综合俞氏、王氏两家之说而加以损盖,重新编定六官之属,计《天官》之属六十,《地官》之属五十七,《春官》之属六十,《夏官》之属六十,《秋官》之属五十七,《冬官》补亡五十四。

    除以上诸人外,宋代相信冬官不亡的学者还有叶时(见《礼经会元》卷4《补亡》)、真德秀(《西山集》卷29《周礼订义序》)、赵汝腾(王与之《周礼订义》附序)、赵彦卫(《云麓漫钞》卷5)、车若水、金叔明(《脚气集》上)、黄震(《黄日钞》卷30)等。可以说这一观点在晚宋已经非常流行,影响所及,元、明亦有不少学者亦持此说,并提出各自的复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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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儒首先提出的“《冬官》不亡”说,对于元、明时期的《周礼》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元儒胡一桂著《周礼补正》一百卷,“研究姬公经国制度,参订互考六官错简”[16]。吴澄作《周礼考注》十五卷,本之《尚书·周官》以考《周礼》六官,也认为《冬官》散入其他五官之中[17]。明儒方孝儒作《周礼考次目录》一卷,“考次《周礼》,较王与之、俞寿翁诸人所订正,更为有理”[18]。何乔新作《周礼集注》七卷,亦主《周礼》多错简,《冬官》未尝亡,认为俞、王、丘、吴四家考订“其得于此者或失于彼,乃重加考订,每篇首依郑本列其目,存旧以参考也;次则取四家所论定其属,正讹以从古也。黜《考工记》别为卷,不敢淆圣经也”[19]。此后陈深又作《周礼训隽》二十卷,“割裂五官,沿俞庭椿之说,于经义无所发明”[20]。可见沿袭宋儒之说者大有人在。

    “《冬官》不亡”说是在宋代疑古思潮的背景下的产物,它打破了汉唐以来有关《周礼》的陈说,看似新奇,但是,由于提出新说的学者有很多先入之见,他们提出的论据并不坚实,观点也站不住脚。

    首先,他们用后世“官专其职”的制度去衡量《周礼》制度,难免走入误区。根据后人的研究,《周礼》并不是什么“周公致太平”之典,而是战国时人设计的一套理想制度。虽然其中也反映了一些周代的官制,但它并不曾在现实政治运作中真正实行过。陈深批评说:“宋俞庭椿作《复古编》,谓《冬官》不亡,错简五官之内,于是取其近似者别为一卷,以补《冬官》,又于五官之内尽剔其不类者,而各之其类。夫《周官》曷尝有类?其精神脉络环流于三百六十之属,而无所不通,非如后世某官而任某职,某事而专责一官也,安用类为?自俞氏之求类也,而五官大乱,以古本校之,非复周公之旧矣。其后王次点氏、丘葵氏、吴澄氏,最后何乔新氏相继而增损之,以补俞氏之未备。此五家者,人各持其所见,于是有临川之书、有永嘉之书、清源之书、崇仁之书、椒丘之书,此如无主之田,而五人为之耦也,其不垦而伤也者希矣。”[21]虽然他本人也未免师心自用,妄改经典,但他认为《周官》职掌并非如后世官职那样专一,不能以此为据,作为判断《冬官》杂入其他五官中的理由,确为有见。

    其次,他们以《古文尚书》中的《周官》以及《王制》去衡量《周礼》,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古文尚书·周官》有一段文字也讲到“六卿分职”的问题:“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礼记·王制》论班爵、授禄、祭祀、养老之制,也讲“冢宰制国用”,“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养耆老以致孝,恤孤独以逮不足,上贤以崇德,简不肖以绌恶”,“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周礼》与《尚书·周官》、《礼记·王制》的说法有同有异,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待研究。但是,《尚书·周官》属于伪古文,出于魏晋之世,其内容本身就不可靠,显然不能作为可信的资料来印证《周礼》。至于《礼记·王制》属于汉代的文献,以此来衡量《周礼》的内容,同样犯了用后出文献驳先出文献的错误。

    再次,《周礼》六官是否就是三百六十个官职,六官是否平均六十人,其实也难以确定。宋人按照他们的理解,将《周礼》设官打乱重编,也没有谁能真正做到整齐划一,因此,他们的判断大多出于臆测,复古《周礼》的努力落得“窜乱圣经”之讥,实属必然。

    总之,《周礼》冬官在汉初就已经失传,《考工记》是汉人补入《周礼》之中的,对于这一事实,汉唐文献记载基本一致,在没有更加可靠的证据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横生枝节,另立新说。

 【转载】杨世文:宋儒“《冬官》不亡”说平议 - 主族天奴 - 琴棋书画文史哲博客

 

    [1]《陔余丛考》卷三《周礼冬官补亡之误》,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12月版。
    [2]《经典释文·叙录》,中华书局影印本。
    [3]《周礼注疏·叙周礼废兴》,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4]《太平御览》卷六一九《学部十三》引《物理论》,中华书局影印本。案:此说鲁共王得《周官》,实误。《汉书·艺文志》云:“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所得之书并无《周官》。
    [5]《困学纪闻》卷四《周礼》,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周礼疑义举要》卷六,丛书集成初編本。
    [7] 近人关于《考工记》的考辨,参见郭沫若《考工记的年代与国别》,载《沫若文集》第十六卷,3813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陈直《古籍述闻》,载《文史》第3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夏纬瑛《周礼书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第3页,农业出版社1979年版;杨宽《战国史》(增订本)第2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王燮山《考工记及其中的力学知识》,载《物理通报》1959年第5期;史景成《考工记之成书年代》,载《书目季刊》第5卷第3期,台北,1971年;闻人军《考工记成书年代新考》,载《文史》第23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贺业矩《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每176180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5年版;戴吾三、高宣《考工记的文化内涵》,载《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2期;史念海《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的撰著渊源》,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3期。
    [8]《陔余丛考》卷三《周礼冬官补亡之误》。
    [9]《蛾术编》卷六《冬官补亡》,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10]《困学纪闻》卷五引述。
    [11]《周礼复古编·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四库全书总目·周礼复古编提要》。
    [13]《四库全书总目·周礼订义提要》。
    [14]《周礼订义》卷70《冬官考工记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丘葵《周礼补亡序》,《经义考》卷125引。
    [16]《经义考》卷125
    [17]《周礼考注》自序。
    [18]《经义考》卷126引陆元辅曰。
    [19]《经义考》卷126引何乔新自序。
    [20]《四库全书总目》卷23《礼类存目一·周礼训隽提要》。
    [21]《经义考》卷124引。
文章出处: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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