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版本流传考
类注本在刊刻流传过程中,形成了三种版本系统
(一)南宋中叶宋刻本系统即最早期的刻本,题名为《王状元集百家注分类东坡先生诗》,避宋讳至“敦”字,当为南宋中叶刻本。
(二)宋末元初“增刊校正”刻本系统宋末元初,坊间又出现一部名为《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同南宋刻本相比,此书增刊了部分注释,校正了宋人旧注的疏漏,并调整了部分诗的编排次第。民国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此书的元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刊本,收入《四部丛刊》。
(三)宋末元初“增刊校正”加刘辰翁评点本系统此书亦题名为《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另增署“东莱吕公祖谦分类,庐陵须溪刘辰翁批点”,增收刘辰翁之评点。以上三种版本系统的现存各版本及馆藏地点,可参见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中的《〈百家注分类东坡诗集〉考》一文。刘尚荣指出元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刊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中的“增刊”有研究价值,但他认为这些增刊的注文是元人所作,应与宋人旧注区别开来,又说虞本增添新注的依据尚待考证。其实,虞本增刊的注释,并非元人所为,仍是赵次公等人被收入八注、十注中的注文,只不过为集百家注的编者所弃用,而被虞本的编刻者重收而已。试看一例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惟见乌帽出复没”
此句之下虞本的注文为次公杜诗乌帽尘拂青螺粟。全诗之后虞本有增刊文字乌帽今先生所言,盖席帽也［14］。
宋刊《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卷一此句下注文为赵云杜诗乌帽尘拂青螺粟。今先生所言,盖席帽也［15］。虞本之增刊文字,正与十注本之赵次公注相合。正好说明,虞本编刻者从十注取材以增刊,只不过未将“赵云”改为百家注中习用的“次公曰”的口气。这样的例子尚有多处,不一一列举。
虞本虽为元本,但重新收入了被类注本编者弃用的一些旧注,亦有长于宋本之处。
四、注释得失论
类注本的主要注家大多数是文人,侧重从诗歌创作的角度来注释苏诗。其中,赵次公注数量最多,质量亦属上乘,因此本文以他为代表来讨论类注本的注释特色。宋代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卷十三《题徐少章和注后村百梅诗》云“在昔闻人有注前人诗者,有和前人诗者,未有且注且和者。独赵次公于坡老为然,数十卷之诗和尽,而注又特详,此人所难能也。”［16］赵次公和尽苏诗,对苏诗的创作方法与特色了然于胸,主要从这个角度出发解释苏诗。他的注释主要包括三方面注典、释意、评论。
(一)注典
用典是苏诗中最重要的写作特征之一,并且从李善注《文选》以来,注家就把征引典故出处作为注释的基础。因此,类注本的注家莫不把注典作为注苏诗的头等要务。其中,赵次公注典,不仅注释条目数量最多,而且质量最高。赵次公能选取最契合苏诗内容的出处,而不仅仅追求字面的相同。对程縯、宋援等人只重字面相同、不顾意义是否吻合的做法,赵次公亦予以批判。赵次公在注典方面最大的贡献在于他能够分析苏诗用典中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总结苏轼用典的规律。
赵次公把苏诗所用典故分为四种字、语、势、事。字、语皆指使用前人的语言,二字以下为字,三字以上为语。势,主要指句式的模仿。苏诗之句的句式与前人之句相同,且句中的名词、动词、虚词等关键词亦相同,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相近的“句势”,给读者带来相似的语言感觉。“事”是用典中最复杂的情况,也是注典中的难点。赵次公将用事分为正用、借用、翻用、展用、倒用、摘用、合用、暗用等类别。正用指所用故事与原出处的用意完全相同。借用指将某故事抽离原来的语境,用于另一语境当中。翻用指反其意而用之。展用指在前人的语词中加入新的成分,铺展而用。倒用指将前人的语词顺序倒置而用。摘用指从前人的语词中抽摘一部分而用。合用指将两个故事或两处语词合而用之。暗用指用了故事的意思却没有出现其原有字面。上述苏诗用典之法,乃赵次公在数千条注释中一一分析而得出,不可谓用心不勤。
此外,赵次公还提出了“用事之祖孙”的概念,即某一故事或语词,经过历代诗人多次使用而形成的相关联的典故群体。赵次公指出,在注释过程中,舍祖而取孙与只引祖出、不知后人所用都是容易出现的错误,只有将祖、孙之典一并注出,才说得上是成功的注释。在注释实践中,苏诗所用的某些典故经过前代作者多次变化使用,赵次公皆能注出［17］。
(二)释意
解释诗意,应采取“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相结合的方法。“知人论世”为“以意逆志”提供了确实可信的史实根据,只有知其人、论其世,才能准确地逆该人之志。赵次公解释苏诗之意,偏重于“以意逆志”,对“知人论世”的重视程度不够。
赵次公的释意,实质上是一种自诗歌内部进行的创作分析,通过分析苏诗的篇章结构及写作手法以解释诗意,而较少从诗外引述史实以解释诗意。
1·划分篇章结构。赵次公解释诗意,首先根据诗歌的层次结构,按篇、段、句的层次解释各部分的意义。赵次公惯于以简要的语言总结一篇的大意,或者指出其描写的对象。如《东坡八首》,赵次公总结这八篇皆田中乐易之语。赵次公总结全篇之意,往往选择跟时事关系不大的诗篇,通过阅读本篇即可概括。
对一些长篇古体诗,赵次公将全诗划分为几个段落层次,尔后解释各段落或其中重点段落的意思。
赵次公释句意,常常使用上下推求法,即联系上下文,将其置于诗篇的整体语境中,反复品味,揣测诗人的用心,理解诗句的含意。
2·分析修辞手法。赵次公分析修辞手法,重点在于解释比喻义,其中又着重于解释以物喻物的现象。以物喻物,仅从诗歌内部进行分析,便可知其含意。如《东新桥》“群鲸贯铁索,背负横空霓”,赵次公注群鲸以言四十舟,霓以言两桥也［18］。本体与喻体之间的关系不难看出。
有时赵次公也解释以物事喻人事的用法。以物喻人,必须与当时史实联系起来。《送陈伯
修察院赴阙》“苦言如药石,瞑眩终见思”
赵次公注《书》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言药攻人之疾,使先瞑眩溃乱,乃得瘳愈也。此以言伯修殿策时献直言也［19］。
赵次公侧重于内释,所以偏重于解释以物喻物,较少解释以物喻人。此外赵次公还解释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
苏诗极富文学表现力,赵次公作为一位文人,又曾遍和苏诗,故从文章苏诗,功不可没。然而仅从文章的角度来释苏诗之意,亦有不足之处。苏诗内容常常与时政相关,苏轼在《乞郡劄子》中说过“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乃复作为诗文,寓物托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20］苏诗是继杜诗之后又一部“诗史”。单纯用“以意逆志”之法从诗歌内部的篇章结构与写作方法出发解释苏诗之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诗歌之外,结合社会背景,考证出引发苏诗创作的事因,才能准确全面地解释诗意。其他诗人释苏诗之意的角度与赵次公不一样。著名诗人陆游在《注东坡先生诗序》中指出,解释苏诗之意,关键之处在于考证本事。施宿以陆游的观点为指导,引用大批史料,以考证引发苏诗创作之因的本事,从而解释诗旨。清代的著名诗人查慎行、翁方纲都是苏诗的补注者,他们解释诗意,主要也是通过考证史实、钩沉本事以探求诗旨。陆游、查慎行、翁方纲的诗歌创作水平远高于赵次公,却没有局限于内释——从诗歌创作学的角度来解释诗意,而是偏重于外释——引用史实以解释诗意,“以史证诗”。
本来,赵次公所处的时代上距苏轼不远,如果用心访求当时史料文献或口耳相传之说,考证苏诗本事,并非难事。实际上,比赵次公时代略早的任渊注释黄庭坚、陈师道诗,就利用当代史料对黄、陈诗进行编年,并于目录诗题之下简述各篇写作背景或本事。赵次公却不太重视这类工作,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赵次公并非完全放弃“以史证诗”的方法,在部分诗篇中,他也使用记录苏轼本人言论的《乌台诗案》和题名苏轼所撰的《东坡诗话》来解释诗意。
除此之外,赵次公有时也解释某些写实性的诗句的含意,但这类注解在赵次公的注文中
为数不多。有时对苏轼诗意的解释,必须从诗外寻找史实材料加以解释,赵次公却仍然一味从诗歌内部进行解释。例如
《次韵刘景文见寄》“烈士家风安用此”
赵次公注景文本右选而为儒士之豪杰者,所谓烈士,岂其祖乎［21］
对这句诗的解释,必须查证刘景文的家世,从中找到苏轼行文的根据。这对赵次公本来不应是什么难事,但他却放弃了这方面的努力,而仅仅是从句子本身出发进行推测。查慎行《苏诗补注》对这一句的补注,正是利用了《东都事略·刘季孙传》、曾巩《隆平集》、苏舜卿《乞用刘石子弟状》中的有关材料证明了刘景文之父刘平及刘景文本人的辉煌经历与英豪之风［22］。
由此可见,赵次公的偏重内释、不重外释的注释思想有明显缺陷。
(三)评论
由于赵次公偏重于通过写作分析来解释诗意,因此在释意之余,赵次公也经常对苏轼的写作方法、艺术成就进行总结、评论,从而形成了诗注的一大特色。
赵次公对苏轼的创作方法有以下方面的总结与评论
1·评论苏轼某些诗篇取材、立意的创新之处。如
《书焦山纶长老壁》,赵次公认为此篇苏轼取材于小说一段事,用意高妙［23］。
《西塞风雨》,赵次公认为,苏轼用张志和“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之意而更高一着。“我本无家何处归”,以为不必言、不须归,本自无家也。“仰看云天真箬笠”,又以天为笠,不特以箬为笠。“旋收江海入蓑衣”,当往江海,不必只在西塞之下［24］。这些都是苏诗立意高于原诗之处。
2·总结写作方法的独特之处。
赵次公对苏诗中不用典故的写作方法特别关注,指出《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与《鬼蝶》两篇不用事、语,自创新词,皆有深意,如同黄庭坚所云不食烟火食人之语。
3·评论某些写作技巧的妙处。
《南园》“不种夭桃与绿杨,使君应欲作农桑。春畴雨过罗纨腻,夏垅风来饼饵香。”
赵次公注此格谓之言山不言山、言水不言水之格,最为巧妙。王介甫有云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嫋嫋垂。上暗言水,下暗言柳,亦此格也［25］。
在此注中,赵次公指出了苏诗表现方法之含蓄巧妙。
4·解释文体知识。赵次公还对苏诗中随时出现的连珠格、吴歌格、回文诗、三韵诗、扇对等诗歌现象作出解释,介绍相关的文体知识。
赵次公的上述评论,带有诗话的性质。宋代的部分诗注,如任渊《黄陈诗集注》亦有类似的特点,形成了宋代诗注的一大特色,赵次公注无疑是众中翘楚。
注释
［1］《通行王注本各序》之顾嗣立序，(清)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2707。
［2］钱大昕《苏文忠公诗合注序》，《苏轼诗集合注》，页2636。
［3］清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2645。
［4］清王文诰辑注：《苏文忠诗编注集成》，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15册第30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影印版。
［5］宋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见《苏轼资料汇编》第16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6］刘尚荣《宋刻集注本〈东坡前集〉考》，见《苏轼著作版本论丛》第46—47页，成都：巴蜀书社，1988。
［7］宋赵次公、赵夔、师尹等撰《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卷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8］《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卷一。
［9］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上海出版社，1994，页1。
［10］刘尚荣《宋刻集注本〈东坡前集〉考》，《苏轼著作版本论丛》第49页。
［11］宋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首，《四部丛刊》影印元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1919)。
［12］参见拙文《论〈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的文献价值》，《图书馆论坛》2006年第3期。
［13］林继中《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赵次公自序》第1页。
［14］宋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六，《四部丛刊》影印元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1919)，页1。
［15］宋赵次公、赵夔、师尹等注《集注东坡先生诗前集》卷一，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
［16］宋林希逸《竹溪鬳斋十一稿续集》，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5册第685—686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7］关于赵次公注释苏诗之典的情况，可参见拙文《论赵次公的典故注释》（《惠州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8］宋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九，《四部丛刊》影印元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1919)，页3。
［19］宋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二十二，《四部丛刊》影印元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1919)，页11。
［20］宋苏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829。
［21］宋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九，《四部丛刊》影印元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1919)，页30。
［22］见清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页1703—1704。
［23］宋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五，页17。
［24］宋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二，页5。
［25］宋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十，《四部丛刊》影印元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八年(1919)，页9。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 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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