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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文史哲博客

噍类大地主人身。实事求是即修行。享尽天年成道德。自然规律是圣经。

 
 
 

日志

 
 

【品读】李养正:对有关《阴符经》几个疑问的论证(上)  

2014-07-07 12:09:55|  分类: 人生哲学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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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读】李养正:对有关《阴符经》几个疑问的论证(上) - 主族天奴 - 诗文书画影视乐博客

  自《阴符经》行世后,从唐代至晚清均不乏好事者对它进行研究和作注,但由于《阴符经》既佚作者姓名,又未标明成书年代,加以经文古奥,含意隐晦,使人难于理解,故众说纷纭,存疑颇多。拙文拟就有关《阴符经》的发现、传本、成书时代、作者以及它究属哪家的著作、应当如何评价等问题,试为论证。

一、李筌⑴是否《阴符经》的最先发现者  

  《阴符经》旧题黄帝撰。《战国策》谓 ”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谓“苏秦得周书阴符”,“阴符”之名,始见于此。但《汉书·艺文志》未录以“阴符”为名的经籍,而仅有《太公谋》八十一篇、《太公言》七十一篇、《太公兵》八十五篇。至隋代,《隋书·经籍志》始录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周书阴符》九卷,但均不称“经”,亦均不题“黄帝”。至唐代,《新唐书·艺文志》首次著录《集注阴符经》一卷、张果《阴符经太无传》一卷、张果《阴符经辨命论》一卷、韦弘《阴符经正卷》一卷、李筌《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卷。在李筌“《骊山母传阴符玄义》一卷”下面注谓: 

  筌,号少室山达观子,于嵩山虎口岩得《黄帝阴符》本,题云: “魏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筌至骊山,老母传其说。按此注系据李筌经注序,序中说: 

  少室山达观子李筌,好神仙之道,常历名山,博采方术。至嵩山虎口岩壁中得阴符本,素书朱漆轴,以绛缯缄之。封云: “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其本糜烂,应手灰灭。筌略抄记。虽诵在口,竟不能晓其义理。因入秦,至骊山下,逢一老母,鑿髻当顶,馀发倒垂,弊衣扶杖路旁,见遗火烧树,自语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筌惊而问之曰:此是《黄帝阴符》上文,母何得而言”母曰:“吾受此符三元六周甲子矣。”……乃坐树下说阴符玄义。与此同一说法的还有《集仙传》和《神仙感遇传》。正由于李筌扬言是他发现《黄帝阴符经》,并且伪托骊山母授阴符玄义而作经注,因此便造成了李筌是《黄帝阴符经》的最先发现者或李筌就是该经造作者的说法;加之宗教传记的神秘渲染,这种说法的影响就更为深远了。

  考《唐书》无李筌传记。《集仙传》称其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著有《太白阴经》。《神仙感遇传》中说他曾在唐玄宗开元年间为江陵节度副使、御史中丞,有将略,著《太白阴经》十卷、《中台志》十卷。说他当时为李林甫所排,位不大显,意人名山访道,不知其所之。又《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序》记载,李筌在唐永泰四年⑵为河东节度使。《进太白阴经表》记载,李筌在唐乾元⑶二年为幽州刺史并本州防御使。从这些记载来看,李筌是唐玄宗前后时人。 

  可是在唐高祖武德七年欧阳询所编修完成的《艺文类聚》中,便在 “木部上”引有“阴符曰:火生于木,祸发必克”的句子。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五著录有《欧阳询帖》,末行题《黄帝阴符经》,“贞观十一年丁酉岁九月书与善奴”。另,《随隐漫录》卷五记载常州澄清观有褚逐良《阴符经》;《楼鑰玫瑰集》卷七二有褚遂良《阴符经跋》;邹沂⑷《黄帝阴符经注解》中说,褚遂良得太极真人所注本于长孙赵国公家;明汪珂玉《珊瑚纲》卷二十,王弇州《褚登善阴符经跋》说:“阴符经古未有,自唐初褚河南先后奉命书百七十卷,今石刻存者,贞观六年行草一卷,永徽五年正书一卷,而欧阳渤海亦有贞观六年正书一卷,皆绝妙”。这都说明在李筌进书之前,已有《黄帝阴符经》行世,不然,欧阳询何能引述经句子唐初武德之时欧阳询、褚遂良又何能书帖于唐贞观、永徽之年呢尽管欧阳询、褚遂良书帖之事未必确实⑸,但欧阳询《艺文类聚》所引,实见于卷八十八、木部上,字句一点不差,这岂是偶合!既使如《黄帝阴符经疏序》这样的渲染神秘之作,也以曲折的形式反映出骊山下一老母亦知有《阴符经》“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句。所以我认为在李筌作经注之前,在唐初便已有《阴符经》行世了,不过传本极少,藏之甚秘,知道的人很少。自从李筌得传本并假托骊山母授阴符经玄义而作注解后,影响扩大,加之好事者为抬高《阴符经》之尊严与李筌身价,渲染以神秘色彩,这便造成了李筌首先发现或者造作《阴符经》的错误说法。 

  归根结底,《阴符经》出现于唐初,最先引述经句的是编修《艺文类聚》的欧阳询,李筌不过是于中唐时期在嵩山亦得《阴符经》并首为作注而已。

 二、究何种传本保持经文原貌  

  《阴符经》行世后,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人的注意,为其作注者亦日渐增多,据宋郑樵《通志·艺文略》记截,到宋时便已有诸家《阴符经》注本三十九部,共五十四卷。其传本亦日渐增多,如:()李筌《黄帝阴符经疏》传本⑹。《经疏》中说,“演道章上一百五言”,“演法章中九十二言”,“演术下章一百三言”,共三百字。可是现存《经疏》经文字数却远过三百。我们只要略加辩视,便可看出在“我以时物文理哲”之后皆无李筌注疏,故可推断“我以时物文理哲”之后的经文显然为后人所增补。这也就是说李筌所注疏的《阴符经》为三百字。北宋张伯端《悟真篇》绝句第五十八也说“阴符宝字逾三百”,足见北宋张伯端所见是三百字本或“字逾三百”超过三百字的传本。《阴符经疏》现有经文三百十八字,起“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终“我以时物文理哲”,这就同疏文及张伯端所说基本相符。至于三百字传本原貌,现在已见不着了。()唐张果《黄帝阴符经注》传本⑺。其中“天人合发,万变定机”句,改作“天人合德,万变定基”;“其盗机也,天下莫不能见,莫不能知”句,改作“其盗机也,天下莫能见,莫能知”;“禽之制在炁”句,改作“擒之制在炁”;在“我以时物文理哲”后,增加了起自“人以虞愚,我以不愚”,终于“昭昭乎进乎象矣”等一百十四字。()宋夏元鼎(夏宗禹、混然子)《黄帝阴符经讲义》传本。在“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句后,增加“地发杀机,星辰陨伏”;“天人合发,万变定机”句改作“天人合发,万化定基”;在“知之修炼,谓之圣人”句后,增加“经曰:天生天杀,道之理也”,“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句,改作“人知其神,而神不知,而所以神”;“君子得之固躬”改作“君子得之固穷”;“人以期其圣,我以不期其圣”句,改作“圣人其期,我以不期”;“沉水入火,自取灭亡”句,改作“没水入火,自死亡兵”;“神枢诡藏”改作“神机鬼藏”。()宋邹沂(即朱熹)《黄帝阴符经注解》传本。在“天发杀机”后增加“移星易宿”;“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句,改作“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禽之制在炁”改作“禽之制在气”。()唐蹇昌辰《黄帝阴符经解》传本。“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句,改作“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人以期其圣,我以不期其圣”句,改作“圣人以期其义,我以不期其举”。()《朱子遗书·朱子阴符经考异·黄瑞节附录》中提到唐褚遂良写本,说该写本中不作“禽之制在炁”,而只有“制在气”三字。……为《阴符经》作注者不少,任意修改或增补经文者亦复不少,故传本繁多,相互间差异也多了。 

  那么,究竟其经文原貌是怎样的呢  

  唐初欧阳询引文所据的《阴符经》,已亡佚,无从考稽其面貌。以后在社会流传开来的是唐李筌《黄帝阴符经注》,即《阴符玄义》,后有人将宋袁淑真所作《阴符经疏》附于李《注》,这样,《阴符玄义》就演变成李筌《黄帝阴符经疏》。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 ·阴符经》中考证: 

  《道藏》有《黄帝阴符经疏》三卷,题曰:少室李筌疏。刘师培辩之,略谓:李筌注阴符经有二种,一称自注,既七家注本,一託之骊山母所传,此本之注是也。观《玉海》及《晁志》,并引 “阴者暗也”一本,与此本合,则此注即宋人所传签注,确然可徵,《唐志》所云《玄义》亦即此书。这说明宋晁公武所读《阴符经》便是李《注》传本。又据《朱子遗书·朱子阴符经考异·庐陵黄瑞节附录》: 

  张后李出,一切以李为非是,然张亦未为得也。姑举 “阴符”二字之义,张果云:筌以阴为暗,以符为合,昧之至也。这说明张果《经注》出于李筌《经注》之后。《黄瑞节附录》还说: 

  按骊山老母注与蔡氏本, “我以时物文理哲”为书之末句,褚氏本与张注本其下有二十一句百十四字。这说明所谓褚遂良传本,更是他人伪託而晚出。因为褚氏本、张注本后有增补文字。再据清永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阴符经考异一卷》中说: 

  (朱子)语录载:闾丘次孟论《阴符经》“自然之道静”数语虽六经之言无以加,朱子谓闾丘此等见处尽得,而杨道夫以为《阴符经》无此语。盖道夫所见,乃骊山老母注本,以“我以时物文理哲”为书之末句,故疑其语不见于本经也。这说明明代学者杨道夫()也认为“我以时物文理哲”之后的文字非本经之文,乃后人所增,凡在“我以时物文理哲”后增加二十一句百十四字的传本,便属晚出本,并非本经。我认为杨道夫的断语较合实际。今考察其前后文句含意,其文字风格与含意均有所差异,前文是黄老学派的哲学思想在政治、军事斗争方面的运用与发挥,属于道、法、术思想之融合体,而后文则纯系讲阴阳相推相胜,属演《易》,乃是后人书于原经文后的心得。两者内容虽有联系,但毕竟还是有所不同。况且在明《正统道藏》中,所辑《阴符经》注本,如赤松子等十子《黄帝阴符经集解》、侯善渊《黄帝阴符经注》、俞琰玉吾叟《黄帝阴符经注》、任照一《黄帝阴符经注解》、黄居真《黄帝阳符经注》、沈亚夫《黄帝阳符经注》、蔡氏《黄帝阴符经解义》、肖真宰《黄帝阴符经解义》、唐淳《黄帝阴符经注》、刘处玄《黄帝阴符经注》,其经文亦均起“观天之道”而终“我以时物文理哲”。故可肯定,《阴符经》的原经文是起“观天之道”而终“我以时物文理哲”。又,上列传本,经文亦不尽一致,作注者以己见修改、增加文句,造成混乱,使读者莫衷一是。如李筌《经注》中“天发杀机,龙蛇起陆”句,有的注本作“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地发杀机,星辰陨伏”,或“天发杀机,星辰陨伏。地发杀机,龙蛇起陆”。按,在“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之后,经文为“天人合发”,明明是“天”“人”相对而提,讲的是天人之际的关系,并未把“地”排列进去,因而修改为天地人三才并列,显然失原文意旨。再如李筌《经注》中“天人合发,万变定机”句,有的《经注》作“天人合德,万变定基”,或“天人合发,万化定基”。明明“天人合发”是指“天发杀机”和“人发杀机”,要在天人合发杀机的社会形势下,在万变中当机立断,掌握时机、决定机谋。后两《注》显然是对李筌《注》经文作了修改,这样,便弄巧反拙,失原意远矣。因而我认为那些与李筌《经注》经文不同的传本,虽然都是宋以前已有,但均属晚出本。现存李筌《黄帝阴符经疏》“我以时物文理哲”句前的经文,才是在唐代中叶行世的《阴符经》的基本面貌,亦即《阴符玄义》的基本面貌。经文为: 

  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天人合发,万变定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炼,谓之圣人。 

  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人之盗;人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时,百骸理,动其机,万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所以神也。日月有数,大小有定,圣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盗机也,天下莫不能见,莫不能知;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轻命。 

  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天之无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风莫不蠢然。至乐性馀,至静则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炁。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恩生于害,害生于恩。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 

三、成书时代及其作者 

   《阴符经》出现于唐代,但成书时代及其作者,则属悬案,历代不少著名学者虽有所议论,可是说法不一,相互抵梧。

   宋黄庭坚《山谷题跋 ·跋翟公巽所藏石刻》⑽中说:

   《阴符经》出于唐李筌,熟读其文,知非黄帝书也。盖欲其文奇古,反诡谲不经,盖糅杂兵家语作此语。又妄托子房孔明诸贤训注尤可笑,惜不经柳子厚一掊击也。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阴符经一卷》中说:

  右唐少室山布衣李筌云:《阴符经》者,黄帝之书。或曰受之于广成子或曰受之玄女。或曰黄帝与风后玉女论阴阳六甲,退而自著其书。

   宋朱熹《阴符经考异》中说:

   《阴符经》三百言,李筌得于石室中,云寇谦之所藏,出于黄帝。河南邵氏以为战国时书,程子以为非商末即周末。世数久远,不得而详言。以文字气象言之,必非古书,然非深于道者不能作也。 ……或曰此书即筌之所为,得于石室者伪也。其词支而晦,故人各得以其所见为说耳。筌本非深于道者也。是果然欲吾不得而知也。

  《朱子遗书 ·阴符经考异》中庐陵黄瑞节附录:

  邵子曰:《阴符经》七国时书也。伊川程子曰:《阴符经》何时书 非商末则周末。若是先王之时,圣道既明,人不敢为异说,及周室下衰,道不明于天下,才智之士甚众,既不知道之所趋,故各自以私智窥测天地,盗窃天地之机。又曰:《老子》甚杂,如《阴符经》却不杂,然皆窥天道之未至者也。……以愚观之,商自帝乙前多贤君,乱独受尔,先王之道未散,下无特为书者;周末文敝,百家竞出,虽大道既隐,而实各有所闻,邵子专指为战国时书,宜可信然。非战国尝为人用者也,意者山林之士作欤,亦可大奇矣。

  明胡应麟《笔丛·四部正伪》中说:

  ……杨用修直云:筌作非也。或以唐永徽初褚遂良尝写一百本,今墨迹尚存。夫曰:遂良书则既盛行当世,筌何得托于轩辕意世无传本,遂良奉敕录于秘书,人不恒靓也。余按《国策》,苏秦于诸侯不遂,因读阴符至刺股,则此书自战国以前有之,而《汉书艺文志》不载,盖毁于兵火。故《隋志》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又《周书阴符》九卷,未知孰是,当居一于斯。或疑季子所攻必权术,而《阴符》兼养生。夫《阴符》实兵家之祖,非养生可概也。此书固匪黄帝,亦匪太公,其为苏子所读则瞭然。

  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 ·阴符经》中说:

  此书言虚无之道,言修炼之术,以 “气”作“炁”,乃道家书,必寇谦之所作而筌得之耳。其云得于石壁中,则妄也。……或谓即筌所为,亦非也,褚遂良书之以传于世。

  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 ·阴符经》中说:

  ……此乱世之书也,奈何欲上汙古圣也哉! 《史记》:“苏秦得《周书阴符》而读之。” 《索隐》引《战国策》谓:“《太公阴符》之谋。”则《阴符》或即《太公兵法》然《风后握奇经》传有吕尚增字本,此《阴符经》义殊不类,而以为出于黄帝,殆所谓无稽之言也。(《此君園文集》卷二十五)

  眉按: ……杨慎谓:“《阴符经》盖出后汉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吴武陵《上韩舍人行军书》有“禽之制在气”一语;梁肃《受命宝赋》有“天人合发,区宇乐推”一语;冯用之《权论》、《机论》两引用之。此外绝无及之者。”(《升菴全集》卷四十六)可知唐人见此书者极少,而慎犹疑为汉末人作,何也。

  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道家类·阴符经解一卷》中说:

  案《隋书 ·经籍志》,有《太公阴符钤录》,又《周书阴符》九卷,皆不云黄帝。

  《集仙传》始称唐李筌于虎口岩石室得此书。题曰:

  “大魏真君二年七月七日,道士寇谦之藏之名山,用传同好。”已糜烂。筌抄读数千篇,竟不露其意,后于骊山迁老母,乃传授微旨,为之作注。其说怪诞不足信。胡应麟《笔丛》,乃谓苏秦所读即此书,故其书非伪,而托于黄帝,则李筌之伪。考《战国策》载,苏秦发箧得《太公阴符》具有明文。又历代史志,皆以《周书阴符》著录兵家,而《黄帝阴符》人道家,亦足为判然两书之证。应麟假借牵合,殊为未确。

  嘉锡案: ……昔晋哀帝兴宁二年,紫虚元君上真司命南狱魏夫人下降,授弟子杨羲以上清真经,使作隶写出,以传句容许谧并第三息许拥,事见《真诰·运题象》,于时所出道经甚多,《黄庭经》即出于是时。……其后杜京产将诸经书往剡南,吾疑《阴符经》即为此辈所作。以其有强兵战胜之术,故京产弟子孙恩,遂因之以作乱。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阴符经》中说

  ……清眺际恒曰:“必寇谦之所作,而筌得之耳。”……王谟“《阴符》是太公书兵法,以为黄帝书固谬。余则谓其文简洁,不似唐人文字,姚、王所言甚是。特亦未必太公或寇谦之所作,置之战国末,与《系辞》、《老子》同时可耳。盖其思想与二书相近也。

  上述诸家之判断,廻然不一。有商末、战国、战国末、后汉末、晋哀帝时杨羲、北魏寇谦之、唐李筌等诸种说法。究竟何说较切合实际呢 我认为,著作与历史条件、思想源流以及时代文字风格,均有密切关切。在商末,不可能出现如“天有五贼,见之者昌”、“性有巧拙,可以伏藏”、“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禽之制在炁”等这样高的思想水平与文字水平的作品。汉代,特别是在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基本上已成为统治思想,影响政治、文化各领域,不大可能产生一部不涉及“刑德”,不提“仁义”,摈弃“礼乐”,只强调天道、法、术思想的著作。晋代的杨羲,笃信道德,伪托神仙下降造作经书,讲究的是炼养与符录,不是对黄老学派的哲学思想有深研者,更不是运用黄老哲学思想于政治、军事斗争的理论家与实践者。

  北魏寇谦之,也曾造作道经,他主要是提倡宗教礼度,改革天师道 (或称五斗米道),是新天师道的领袖,也不是深研黄老哲学与军事思想的人。唐代的李筌,对黄老之学及军事理论是有较深的研究,且唐高祖武德之后,朝廷亦累有求书之举;但在朝廷对文籍细加整比之下,李筌未必敢托古造作这种有一定煽动性的经书,同时他也写不出这么意深文简的文章;况且在李筌《经注》本行世之前,欧阳询《艺文类聚》早已引用《阴符经》中“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句,故显然非李筌所作。我认为《阴符经》成书时代,还是梁启超所谓“置之战国末”的论断,较为切合实际。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新起并取得巩固地位的社会转变时期。早在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由于诸侯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不平衡,便出现了强国兼并弱国,诸大国相互争霸的局面。到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经诸侯长期争霸,形成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雄”激烈斗争的形势。强者力谋扩张而统一天下,弱者力图自卫以求存,各施纵横捭阖,相互斗智斗力,形势错综复杂,战争烽火连年。这时候诸侯都想在剧烈的斗争中制胜,各自广罗策士,热衷权谋。在这样的客观社会形势下,讲究政治、军事、权谋的各种学说,得到了发展。伊川程子就曾说:“若是先王之时,圣道既明,人不敢为异说,及周室下衰,道不明于天下,才智之士甚众,既不知道之所趋,故各自以私智窥测天地,盗窃天地之机。”⑾意思即是说《阴符经》乃战国乱世之书。我认为把作品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是很有见地的分析方法。这么说,《阴符经》是否就是七国时的作品呢我觉得也还不是。从《阴符经》论说人事必须暗合天道与“天人合发,万变定机”的思想内容看,是战国时期复杂的斗争形势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但从全篇经文的思想内容看,它显然是道、法、术诸子思想的融合体,是战国末期的作品。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制度的大变革,封建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哲学思想的发展,出现 “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历史时代。所谓“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农家、纵横家、兵家等学派,在礼治与法治、王道与霸道、天与人、名与实、人性善恶、宇宙本体等问题方面,各派代表不同的级级、级层,反映出在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方面的分歧和对立。长期“七雄”争霸,西方的秦国最为强盛,由秦统一全国,已成必然趋势,这种趋向统一的形势,也反映到思想领域上来,即各家思想也出现调和、融合的现象;同时由于“学在官府”的瓦解,游说之士可以自由往来诸国游说、辯论与著述,创造了学术交流的有利条件,所以到战国末期出现了《韩非子》。韩非(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33)把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法”、“术”、“势”结合起来,为秦王提供了加强其统治的政治理论。其后又有吕不韦,要他的幕客汇编《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容纳了各家的学说,形成了“杂家”。我认为,《阴符经》是以重视“守时以行”的稷下黄老学派的道家思想为基点,融合了“法”、“术”、“势”、“兵”、“阴阳”等诸家思想的一部经书,因而它可能是成书于战国末期。

《阴符经》在想思内容方面有几个特点: 1.持自然主义的天道观;2.强调人事应暗合于天道;3.主张在政治、军事斗争中要蓄而不露地运用权谋;4.不提“刑德”,也不提“仁义”;5.认为在斗争中要掌握“盗”、“机”、“宜”、“制”;6.有着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和辩证法观点。从想思内容方面的特点看,《阴符经》与《老子》、《庄子》、《孙子》、《黄帝四经》、(《经法》)⑿、《韩非子》有密切关系。特别是与后两者有密切关系。比如《黄帝四经·十六经·前道》说:“圣人举事也,阎() 于天地,顺于民。”《十六经·姓争》说:“天道环()于人,反()为之客。”《十六经·观》“天说已既,地物乃备。……圣人不巧,时反是守。” 《十六经·兵客》说:“圣人之功,时为之庸 ()。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都是说,必须等待和把握天道返还的时机,顺应天道,作事才能成功。《阴符经》的基本理论与此完全相同。按帛书四篇出土于汉文帝时墓葬,显系战国中叶末期黄老学派盛行时的作品。《阴符经》与《黄帝四经》在思想上、措辞上如此近似,证明《阴符经》与《黄帝四经》同属黄老学派,而且产生的时代不会早过战国中叶,这也就是说只可能是在战国中叶至末期,更确切地说,《阴符经》是《黄帝四经》的继起与发挥之作,产生于战国末期的可能性最大。再者,《阴符经》中包含了相当多的《韩非子》思想,如《韩非子·解老》中说:“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以稽也。”韩非持自然主义天道观,认为人事必须合于天道。他所说的“天道”,就是指日月星辰四时运行等自然变化的规律。《阴符经》所说的“观天之道”也是指“日月有数,大小有定”。两者在基本理论上亦相同。又如,韩非继承和发展申不害的“术”,提出“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认为君主处事和驾驭群臣,要用隐密的权术。《阴符经》中“性有巧拙,可以伏藏”、“禽之制在炁”、“恩生于害,害生于恩”等多处便隐寓有这种思想。再如,《韩非子·五蠢》中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阴符经》则说“愚人以天地文理圣,我以时物文理哲”,寓意亦相同。所以我认为《阴符经》吸取有《韩非子》的思想。概括上述理由,战国末期是先秦诸子学说经过争鸣而渐趋融合发展的时期,《阴符经》便正是这时期的产物。其作者可能是秦国黄老学派的说士,他可能与韩非同时或稍后于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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